因此，行政法院的审查，是保障国家行为合法正当性的重要手段。
[日]遠藤博也：《行政過程論の意義》，载《北大法学論集》1977年第27卷第3?4号。[日]藤田宙靖：《行政法学の思考形式》（增補版），木鐸社2002年版，第159-272页。
第二，以法治主义或依法行政原理为基础。[36][日]竹内雄一郎等：《要说日本行政法》，高文堂1987年版，第115～116页。具体而言，传统行政法学参照民法学中的权利义务体系，构建了行政法学中的公权利、公义务体系并明确公法的属性。[9] （二）二战后宪法的重新制定、行政法律制度的重构以及行政实践的发展 二战后，日本在废除明治宪法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宪法，转变了宪法中的宪法原理，并对行政法律制度进行了重构。如果不了解人类如何活动，就不能构建规范人类活动的法律。
可见，对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行政领域，传统的行政法解释学方法论并不能完全应对。因此，在今后的行政过程论研究中，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正面的解答，在解答这些问题的同时，进一步完善行政过程方法论本身。[22]而畠山武道将其归结为直接规制的手法、自我管制手法、计划的手法、合意的手法、诱导与指导手法。
四、结论与展望 在现代行政国家背景下，权力分立结构发生了静悄悄的位移。那么，在制度设计的场合，就要求作为政策实施基准的法律，要保持法的安定性和预见可能性，立法者应充分顾虑制度变更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前后的政策冲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但戴伊明确指出，政策研究通常集中在政策过程分析方面，既关注政策是如何制定出来的。由于规制模式集合了组织、工具、行为和程序等多项要素，所以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当然，法政策学的目标仍然集中在制度层面，对于社会事实的观察、描述和分析主要还是为制度革新提供现实依据。但吸收和借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背景知识，丰富和发展正义与效率的判断方法和理论模型，已经成为法政策学必须尝试回答的重要问题。
[25] 那么，究竟什么是效率和正义？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对此很难形成完全一致的见解。个别的法律机制必须与整体的制度框架相协调，以便使法律能够实现建立秩序的任务。[3]陈振明编著：《公共政策学——政策分析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那么，从公共政策到标准化立法的转型，就必然以效率和正义作为基本的评价基准。
（2）禁止权限滥用原则。所以，在立法过程中，除非有正当理由，这种一一对应关系一般不应随意打破。[33][日]瀬尾俊治：《立法学（法政策学）と実定法解釈学の共通基礎理論の研究》，宮帯出版社2011年版，第83页。（四）评价基准 关于什么是良法与恶法之价值分析，一直都是法哲学研究的核心课题，并形成所谓价值分析法学，其学说纷呈观点各异。
应当说，法律从来都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国家的整个法律系统都是为了建立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行动准则，每一个具体的法规范都包含特定的公共性目标，因此，各个法律部门均有开展法政策研究的必要性。无论是个人决定、政策决定还是法的决定（立法决策），均属于广义的问题解决学范畴，所以不同的决定类型具有共性特征，如企业经营管理与个人潜能开发训练，都是通过反复试错和经验积累过程中增强了正确决策的能力。
[38]而法政策学的首要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法律人共同的立法思维模式。例如，在政策到立法的转换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立法目标空泛、目的伪装、多元目地不能兼容以及风险立法目标不明确等问题。
宪法条款是不可回避的评价标准，宪法上的各项人权规定是国家经由民主政治过程所确定的必须予以实现和保障的价值目录。[7]彭汉英：《当代西方的法律政策思想》，《外国法评议》1997年第2期，第27-29页。但是，为了避免理论研究的混沌无序、自说自话，必须搭建法政策研究的共同话语平台，形成共识性的基础概念、理论模型和研究范式。参见[美]约瑟夫.P.托梅恩、西德尼.A.夏皮罗：《分析政府规制》，苏苗罕译，载《法大评论》第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当然，作为一个实用性的法律学科，法政策学必然是问题定向的，只有结合具体的社会问题展开精致化的实证研究，才能展现真实世界的行政法。行政法政策学的支柱性概念包括政策目标、政策工具、规制模式与评价基准等，而具体的法政策分析则需要采用过程分析模型，针对法制改革所涉及的价值、事实与规范三要素进行循环往复的观察和论证。
参见[日]阿部泰隆：《政策法学の基本指針》，弘文堂1996年版，第1-6页。[38][日]平井宜雄：《「法的思考様式」を求めて―三十五年の回顧と展望》，《北大法学論集》47卷（6），第148页。
在行政法上即要求被授予的行政权限不能违反也已确定的行政目的。在静态上，法与公共政策确实不同。
二人共同提出了诸多具有启发性的学术见解，如反对法律实证主义。在对策方案阶段, 平井宜雄强调要尽可能列举所有可能的应对方案，此时，正义性基准、效率性基准以及目的手段分析，可以用来评价各种方案的利弊得失。
公共政策学强调法的本质即政策，法是公共政策的外部形式之一，甚至有学者不主张对法与公共政策做出明确区分。在行政裁量权限不断扩张的背景下，就必须防范行政法制度被公共政策完全替代和控制，以确保行政法作为法的独立品格，为此，行政法理论需要在传统的政策思维与法律思维之间找到契合点，将行政法与公共政策进行统合性研究。在现代法治国家，承担政策调控任务的法律规范日益普遍，公共政策已经深刻融汇于国家法律体系之中。最后，现代行政法研究亦应注意这样的事实：在行政机能不断扩张的背景下，行政过程既包含法律的执行，也包含政策的形成，政策目标之确定已不再是代议机关之专属事项，在法律粗线条的政策描述之下，行政机关承担了广泛的政策具体化的任务，行政机关通过行政立法、行政规则（行政基准）、行政计划以及公众参与等不同的阶段，抽象的政策目标才变得明确易行。
[30][美]托马斯•戴伊：《理解公共政策（第十一版）》，孙彩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三、法政策学的过程分析模型 过程分析是公共政策学研究的核心方法。
应当说，这样的理论转型以日本的行政过程论最具代表性。但两学科显然对二者的优先顺位存在不同的理解。
在此基础上，关于行政手法的讨论，一方面要确保与既有的法律原理和法律制度能够相互衔接，另一方面为了应对多样性的政策议题，也要不断从行政实践经验中挖掘和整理新的行政手法，以确保未来的法制度设计具有相当的创造性和实用性。所以，现代公共政策学对待法的工具主义立场仍然根深蒂固。
而这种立法目的伪装，必然招致法律目标与当权者实际行动的断裂，以至于动摇国民对法律的信赖基础。在行政法领域，日本学者原田大树将立法评价基准归结为三种类型：宪法规定、行政法的一般原则以及公法学的指针性价值。将法律视为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态的规范体系。尤其是现代行政及行政法，与公共政策之联系最为紧密。
[24][日]平井宜雄：《法政策学》，有斐阁1987年版，第66页。[26][日]原田大樹：《立法者制御の法理論：政策決定の「質」向上のための一試論》，《新世代法政策学研究》Vol.7(2010)，第120页。
如美国公法学上有称规制的法律形式（legal form），日本行政法学上一般称为行政手段或行政手法，我国行政法学上一般称为规制工具或管制工具。政策思维关注的是手段相对于目标的实效性与效率性，而法律思维强调手段之选择不应对国民产生过度之损害。
并且，由于人们对理想型政策与法律的追求没有终点，所以法政策学的体系和方法必然是高度自由和开放的。但是，如果丧失了基本的价值共识，社会将很难建立统一的行为规则，即便国家强制推行也很难取得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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